1973年8月開始掌理育仁小學校務,在台中的雙十路天主堂第一次見到這位校務指導司鐸聖母聖心會管理財務的司代天神父,神父勉以「發掘所用的人才的優點,包容其缺點」的行事準則,啟發我日後從事各樣行政工作的態度。
司代天神父1930年2月5日生於比利時的Londerzeel,年輕時,在比國Jette的聖伯多祿學院(St. Peter’s
College)以及在Antwerp的聖若望貝徹曼斯學院(St. John Berchmans
College)讀完書後,決定加入聖母聖心修會。1955年晉鐸,1956年來台福傳,在台北萬華的迦蝲堂口擔任副本堂之後,因范普厚主教(Fons Van
Buggenhout)夢想蓋一所學校,司神父就設法籌募資金,實現了這個夢想。
司神父在第一次返鄉度假、並在比國生命之光(Lumen
Vitae)及在美國進修之後,回到台灣即開創了「快樂兒童」辦公室做募款,成就了聖母聖心修會日後擁有聞名遐邇的光仁小學,並逐步發展到光仁中學與育仁小學。
話說,1963年到1964年韓德力與李紹唐兩位神父向比利時教友募捐購得育仁的校地,神父回贈捐贈者臺灣美麗的蝴蝶郵票。1965年聖母聖心會省會長和諮議會決定不僅在雙十路蓋教堂,也在教堂對面開辦小學。聖母聖心會高尚德省會長神父請司神父籌畫台中育仁小學建校事宜,司神父向美國及比利時天主教徒寫了萬餘封信,募得建校舍的款項,美國馬利諾會潘傳理神父說他讀書的時候,他班上就收到司神父募款的信。
1966年6月一個天氣晴朗的早晨,司代天神父得到台中教區蔡文興主教首肯後,到田中耶穌聖心會探訪會長柏高理修女,邀請田中修女參與育仁小學的建校工作,開啟兩個修會教育使徒工作上的合作。
司神父安排田中耶穌聖心修女張麗芬與楊淑女到光仁小學及附近的大小公立小學見習並實地參與校務,以汲取經驗。1967年育仁小學開校後,修女常向司神父請益,司神父採歐美同工同酬制為育仁制定教師的薪資,並訂下退休離職與資遣辦法,使員工安心工作,育仁的制度與教學環境吸引了公立學校的的老師來任教。
與神父共事體會司神父對人的關懷,校務的發展取得共識,員工的福利越也越多,1974年司神父在聖母聖心會所屬育仁與光仁中小學,辦理醫療補助,1979年率全國私立學校之先加入勞保,教師同仁有了保險,是私校福利最好的學校。有時外出開會或研習,他都電話關心,對台灣天主教學校的發展也寄以關懷。
1975年有一天司神父到辦公室跟我商量教會學校彼此互助,希望育仁能協助其他教會學校,當時學校的財務都由司神父運籌帷幄,我以神父能全權作主,司神父卻說該當讓校長同意,神父的教會觀與合作觀大大的影響了我與人合作的態度。
1977年7月育仁應韓國姊妹學仁川天主教博文小學之邀,國樂團、合唱團與舞蹈團連袂演出,司神父不僅專程到台中參加行前演出,更由華瑞禮修士陪同到機場送行鼓勵孩子,讓在場的師生家長都好感動。
1978年育仁的合唱團、兒童節奏樂團及國樂團連續幾年獲得全省音樂比賽第一名,教育界稱之為「三冠王」。省教育廳看到育仁的優秀的音樂成果,積極鼓勵成立音樂班。筆者請教司神父,神父略為思考後,他認為育仁沒有音樂班卻很有音樂的氣氛與學習風氣,要育仁保持其特色。我當時不太了解,直到我去光仁小學管理校務,羅慧曼及張哲元兩位主任跟我一起面對音樂班的繁瑣事務,我才了解司神父為音樂班付出的辛勞,不是外人所能理解的,我從心底感謝司神父的遠見,讓育仁維持它特有的學習風貌。
司神父募款的基金及他善於理財,使會士們能用這些資金在學校及堂區設立啟智中心。聖母聖心修會在這方面,成為台灣的先驅者,這也都多虧司神父的組織、籌款能力,以及他與台灣一些富有經驗和奉獻精神的教育人士的密切合作。
1980年4月教會聖母聖心會省會長林瑞德神父、瑪利諾會台灣區會長李佳果神父與田中耶穌聖心修女會會長柏高理修女偕同陳玉屏修女一起等三個單位,繼1971年潘爾溫神父在台中市雙十路天主堂成立「育仁啟智班」,以團隊的方式在比利時聖母聖心會提供的台中市衛道路187號一幢白色的建築物成立「立達啟能中心」,展開十五歲以上智能障礙的青少年的教育工作,「育仁啟智班」與「立達啟能中心」因著司神父的財務規劃與運用嘉惠這台灣省唯一私立小學附設的弱智兒童與青少年。
1979年司神父邀我參加聖母聖心會教育諮議會,來協助神父對三個學校(光仁中、小學及育仁小學)校務的運作,預備這些學校的重要人事。光仁小學宋校長屆齡退休時,聖母聖心會神父希望教會的修女接任在人事的更迭上會順暢些,因此林瑞德會長與吳偉立修士到田中修院取得柏高理會長修女的首肯,我到了光仁。這時司神父鼓勵我閱讀梵二培育教友建立地方教會的文獻,談起學生到校外活動學習的理念,希望學生能在課室外學習互動、關懷,並強調活動過程要一起共進午餐,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神父邀張淑華跟我試辦「綠洲」之旅,後來台灣區的每個天主教學校都有類似的活動,成為天主學校的特色之一。
1981年暑假我到光仁小學服務時,司神父雖然遵照醫生的囑咐,不斷地運動打網球,仍阻不住多發性硬化症的惡化,他走路已必須柺杖的支撐。1981年7月宋校長帶領音樂班學生作退休前的南美洲多明尼加的表演之旅,宋校長載譽回國時,司神父拄著柺杖要我陪他參與盛大的歡迎宴會,對於宋校長,司神父誠摯的感謝她,他多次告訴我宋校長對創辦光仁小學的貢獻,司神父對人的誠摯,是我要多學習的。
司神父在小學辦公時,同仁不時向他請益,在我熟悉校務後,他的辦公室遷到中央大樓,學校同仁還是習慣找他談事情,司神父婉轉地告訴她們有事情要找新來的校長,司神父總會幽默地告訴我當天又有誰找他,以及同仁對新到任的校長的肯定與期望,他的細心及完全的信任,使我加倍努力於校務,那是一段非常愉快的工作時光。
1983年玫瑰堂與光仁小學第一期校舍準備一起改建,從建築師繪圖檢討與土地鑽探,司神父不時提供他的經驗,台北氣候多雨,教室要有屋簷,雨才不致於傾斜灑到教室,同時教室走廊的窗戶要低,一方面台灣天氣熱,空氣可以更流通,教室的木門要開一玻璃窗,讓行政人員可以了解學生上課的狀況。司神父常叮嚀學校與教堂的合作,他說:「合作是很珍貴的東西,雖不容易,一定要想法作到,教會是一體的。」因此光仁小學提供玫瑰堂主日學教室,教師於週末將一間間乾淨整潔的教室及鑰匙給主日學老師,當然也要求主日學老師把乾淨整齊的教室及鑰匙還給級任老師,以備星期一早上小朋友就可在教室自習看書,這是合作雙贏的局面,更是神父教導的結果。
我們搭司神父的車到光仁小學上班時,神父會分享早晨他收聽中廣的「時事論壇」內容,不只讓我們增廣見聞,也學到教會要關心地方上的事務,這是他關心台灣的管道之一。神父也提起教會學校須與教區互動,於是由他連絡各校每月固定奉獻作為教區發展基金。華明書局雖在台北教區發揮文字福傳的功能,當司神父知道有教會其他的團體要在華明附近設立類似書局功能的機構,神父們認為教會是一體,因此將華明書局改成橋樑教會的服務處,使教會能有更多元的服務,他充份展現一位傳教士偕同地方的人士一起建立發展地方教會情懷與行動。
聖母聖心會將所屬教育及社會工作,在事業的繁榮高峰的時期轉移給地方教會,司神父在轉移過程扮演了重要角色,他邀請與神父們、修女與教友和聖母聖心會的代表組成「轉移委員會」,歷時三年。1982年司神父邀我參加「轉移委員會」,我們定期開會,準備轉移的工作。開會期間,他的論點與見識,讓我看到聖母聖心會的精神在他身上表露出來:對地方教會的熱愛與投入,對台北教區提供的財力服務、修會間的合作、對地方主教的支持、對同工的信任與關懷,更擴大我對地方教會的視野,讓我更積極參與地方教會事務。我回田中修院擔任修會行政時,司神父送我們一支會長專用電話,他說這樣修女們有事找會長時方便講話,我一直從司神父學到慈愛、堅持與真誠。
司神父擔任省會的總務,國內外常要跑幾個地方,有時回鄉探親,需要較長的時間,回台灣的飛機上,「近鄉情怯」的他,細膩的心免不了擔心有些事等著他來解決。
擔任省會的總務司神父不僅提供清寒助學金,也為學生爭取國外獎學金,當年獲獎學金的學生遍佈台灣各角落,推動音樂教育。他也在小學開創教師留職留薪進修制度,這是全國獨一無二的終身學習制度,我在台北市公私立校長會議分享此舉時,與會校長莫不以欽羨的眼光注視這所優質的天主教小學,而享受到進修的老師在教學生涯中能有一年作身心靈的放鬆與充實,回到學校更愛學校更認真教導學生。司神父的聰明、幽默風趣與關懷真令人難以忘懷。
司神父個性很急,生病後走路辦事情都需慢下來,這為他是一項靈修的功課,晚間總會看到司神父拄著柺杖走向小教堂的背影,他每晚默禱拜聖體一小時,將靈修與信托天主整合,次晨的彌撒他提綱挈領向我們闡述當天福音的主題與精神,使我們整天的靈修與使徒工作有目標又能有屬靈的幅度。
我們為司神父服務的地方太少了,直到他離台的前3年,他在房間跌倒不醒人事,甦醒後他電告隔鄰的姜組長,事後黃旭東省會長請就近的陳瓊芬修女照料司神父,跌倒的事才不致再發生。1995年司神父回比利時安養,我們常寫信或打電話問候他,尤其每年2月5日他的生日,每通電話聽到他問候大家的聲音。
2002年到Kesselo探望司神父,裴德思神父陪著我們進到司神父的房間時,從南美洲回來的傳教士正跟他談著當地的傳教點滴,我見他手指已無法握拿任何東西,一舉手一投足都需要人幫忙,他不斷地謝謝周圍的人,也邀請從世界各地回來的傳教士到他房裏分享,他動作雖遲緩,然而全身穿得整整齊齊的,他總是要把最好的形象留給我們,我們陪著他,跟他聊天,他不時流露笑容,我們卻陣陣心疼!大約一個多小時,他的物理治療時間到了,我們請求神父的祝福,最後他讓治療師推著他走了。
司神父的誠摯與慈愛一直是我們從神父笑容裏學習的,然而在他生命的末刻,他用感謝傳達這種大器風範,這是天主在他身上教導我們的。
施麗蘭